近年来,伴随着日渐增长的劳动力成本,一个熟练工的薪资标准,也逐渐上涨到了每月4000元规模。但即便是4000元,现在也不一定能够雇到足够理想的工人。而对于一些基于各种原因时常需要加班的企业而言,每个劳动力需要花费的成本可能会更多。
中国的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并非如此。
事实上,随着一路一带计划的启动,中国西部通向欧洲铁路线的建设,沿线诸国关税物流规范的敲定。目前有许多曾活跃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正向着传统概念上的中原地区迁移。这既是对沿海地区日益增长劳动力成本的回应,也是基于对上述国家建设带动效应的响应。
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房价的持续走高,诸多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尽管任劳任怨亦无法在此安家。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下选择返乡务工,也就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
故而,在上述诸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版图正在悄悄起着变化。
工人不够?机器人凑
日益减少的劳动力供应是所有制造业企业的心头病。所以从2010年开始,许多企业开始采购工业机器,以求代替越来越昂贵的人力。
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无人车间”涌现。以某水槽生产厂为例,目前9台工业机器人就可以顶替原本由140名全职工人的工作。
首先,机械臂会从半成品堆中抓起水槽,把它们打磨得闪闪发亮,再把它们放在自动行驶的小车上,由其把这些水槽带到一个与电脑相连的摄像头前,进行最终的质量检验。其过程与人工操作无异,但这些不眠不休的机器人效率上却要高许多。这家每天出口1500个水槽的企业,为了投子建设这个无人车间,总共投资了超过300万美元。但业主却表示这笔钱物有所值,因为:“这些机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确、更可靠。机器人从未毁掉一批产品。”
在整个中国南方沿海制造业地带,成千上万个类似的企业正在向自动化转型。这是一场政府支持的、由机器人带动的工业革命,其规模之浩大是世界从未见过的。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采购的工业机器人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高科技制造业巨人。根据产业游说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obotics,IFR)的说法,到今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运用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IFR总干事古德龙·利岑贝格尔(GudrunLitzenberger)表示,中国颠覆性变化的速度是“(工业)机器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该组织的总部位于德国,这里一直是世界上一些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所在地。但未来还能不能一直是下去,还是个未知数。
绝对数量大,但总量占比依然有限
中国技术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每1万名制造业工人只有36部机器人,相比之下德国为292部,日本为314部,韩国则为478部。不过,中国已经在改变全球制造业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引发更大层面的疑问:新兴经济体还能不能指望依靠传统的发展道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曾依赖过的道路)致富?抑或机器人将会接手曾经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许多职位?
中国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大举投入,源自一个迫切的经济问题。根据预计,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预计会从去年的10亿降至2030年的9.6亿,到2050年进一步滑落至8亿。
不过,国内企业也并非纯粹的工业机器人的购买者。事实上,也有大量中国企业正努力跻身生产方领域。其努力正在迫使工业机器人在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产能持续攀升。而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机器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进军。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ConsultingGroup)预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生该领域,在未来10年内,工业机器人及其配套软件的价格将下降20%,而它们的性能将以每年5%的幅度提升。
这还只是个开始
在传统的认识中,典型的中国工厂画风应该是这样的——长长的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埋头操作缝纫机,或是将一个个组件插入印刷电路板。但这种制造模式正开始被一种更为混合的画面取代:只在几个关键点上需要人工操作的半自动化生产线。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扶持本土机器人制造商的发展。目前,多家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那些原本需要进口的工业机器人。其产品普遍比ABB、Kuka以及日本川崎重工的产品便宜20%至3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利岑贝格尔认为,购买了去年全球24万台工业机器人销量中的6.6万台的中国制造商,基本上仍偏爱购买国际品牌。但她预计这种情况将改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近年全力支持国内机器人产业的背景下。“他们发展得非常快,”她说。
中国政府对于在生产线上集成价格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机器人的支持,对于面临全球经济疲弱和国内需求放缓的中国厂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机器人革命的效益并不是全球平等共享的。从印度到印尼,从埃及到埃塞俄比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效仿中国、以及更早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鼓励农业人口进入制造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工厂,从而刺激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然而自动化的崛起意味着,工业化为下一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就业机会很可能少得多。“如今的低收入国家将不会有相同的可能性,即通过让农场劳动者进入工资更高的工厂来实现迅速增长,”美国投行花旗和牛津大学的研究员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技术变革的影响的报告《未来不同于过去》(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中得出结论称。
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而言是乌云中的一道曙光,因为它正在推动技术进步,就像18世纪英国工资上涨为世界第一场工业革命提供推动力一样。与此同时,常驻香港的花旗经济学家蔡真真表示,亚洲和非洲一些工业落后的经济体面临着“与机器的赛跑”:竭力赶在被中国等工业化经济体日益壮大的机器人大军消灭之前,创造足够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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